建筑社会

    前不久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深圳做了一场题为《摩天楼的前世今生》的演讲，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和媒体。库哈斯是世界知名的大腕建筑师，在中国闻的知名度主要是缘自他设计了CCTV的新楼，北京人称之为“大裤衩”。“大裤衩”的奇怪造型一直令他备受争议，而今年元宵节CCTV附楼的大火和最近关于CCTV的造型是色情隐喻的传言又将库哈斯一次次地推到风头浪尖。库哈斯这次演讲的内容正是让他麻烦缠身的现代建筑类型：摩天楼。也许他想借机以严肃的学术方式去回击了那些对他作品的不严肃的恶搞。

    库哈斯的演讲试图让人们明白他那些看似古怪的想法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基于对历史、现实的和大众文化的学习。向大众文化学习使库哈斯成为一个反精英的精英。与一般科班建筑师不同，他不认为摩天楼是精英建筑师的发明，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在精英化的现代主义思潮之前，就有一条线索直接导致了摩天楼的诞生，这就是纽约科尼（Coney）岛的大众文化。19世纪末开始的科尼岛游乐园催生了充满世俗享乐趣味的大众文化，现在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科尼岛主题乐园的庸俗、花哨，而库哈斯在那些照亮夜晚的灯塔和支撑过山车的高大钢架中看到了孕育摩天楼雏形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工程技术。在享乐欲望的驱动下，科尼岛简直就是一个人造的极乐世界。在科尼岛花样繁多，奇思迭出的项目中已经出现了试图将丰富多样的享乐生活装进一个巨型建筑的尝试，库哈斯认为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恰恰是这一狂想的产物。洛克菲勒中心是纽约最出名的摩天楼之一，甚至一度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这幢大楼内部填塞了许多大小不一，用途迥异的空间，宛如一座垂直的城市，这与大厦刻板、规整的外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发轫于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虽然也提出了摩天楼的设想，但是时间上稍晚。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摩天楼提案显得优雅、简洁但内部的空间和功能也比较简单乏味。

    库哈斯的摩天楼设计一直在这两种血统中徘徊，寻求着一种混合与平衡。他的设计的力量也就来自于将美国式的世俗和狂想与欧洲现代主义的高雅和理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一方面与精英化的建筑师不同，库哈斯不是简单地去批判现实，他首先愿意接受现实，很耐心地在精英们斥之为恶俗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求想象力的火花。另一方面，他又与那些完全认同流行文化的后现代建筑师不同，他在向世俗学习的过程中，拒绝接受大众文化中平庸的趣味，和肤浅的装饰。由此可见，库哈斯的身份如同蝙蝠。弄得好就左右逢源：建筑师赞叹库哈斯的想象力，大众赞赏他的贴近世俗生活。弄不好就人人喊打，建筑师嫌弃他犬儒媚俗，民众恨他故弄玄虚，欺世盗名。库哈斯的现实境遇也基本就是这样，不断惹来争议，鲜花与臭鸡蛋交替投来。

    笔者倒是以为库哈斯体现的是一种健康的现代性。现代性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肯定，将人作为世界的价值尺度。欲望与理性是人性的两面，缺一不可。库哈斯在建筑上的努力不正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革命理性主义时期，现在又出现了越愚蠢越快乐的消费享乐主义苗头，这些都是现代性反映，但都是不健全的现代性。我们的建筑和城市的设计在也经历了这么多年西天取经与闭门造车的折腾后，其实也还没找到理性与欲望和谐的感觉，从这一点看，我建议向雷姆.库哈斯学习！

  上周被邀请参加惊蛰与春分：走向生态文明的景观设计学——中国景观设计学华南论坛。据说，各大媒体对此次论坛和与会重量级对话嘉宾进行了高度关注，将近20家媒体到场对此次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土人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树大旗（走向生态文明），还是立山头（确立其在华南区的领导地位），抑或是交朋友、拜码头我不清楚，整个活动在众多的摄像机围绕和灯光的聚焦下确实显得很上规格，但效果是巨空洞，虽是意料之中，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人，谁都难以深入展示自己的观点，更不要说在对话中深化问题大半个活动参加（晚上的活动只参加了一半）下来收获有二，一是新发现了庞伟、李津逵这两个人物，二是觉得广州这边环境设计界一点不好玩，沉闷迂腐。
    与会的确实有些颇有意思的人物，像冯原、杨小彦、李公明、庞伟、李津逵等无论学问还是思维、谈吐都很吸引人，不愧是腕儿啊，但是这么仓促的发言中只能领略其风采，难以得到多少真知灼见。嘉宾中唯一的女性是刘珩，不知真是女性视角不同还是被环境暗示，其发言还真是围绕阴阳来讨论建筑和景观的关系，有点意思，另外她指出中文景观一词将学科的焦点放在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上，与landscape的意思是不同的，这倒是引出了中西学科设定的错位。另一位嘉宾陈旭军是以前在航班读物上见过的传奇人物，其事迹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就不必转引了，他的发言还是有些深度，也比较犀利，对于专业人员的思考有启发。关鸣做主持时一度想把话题从被上层的权力和资本操控的社会中，是否存在自下而上的突围，然而不少发言者不明其意，问题遗憾地消失在不断的分叉之中。
    其他人的发言对我而言就没什么清晰的意义和启发了。不少与会者抱怨论坛太空泛，但是我理解他们言下之意是应该讨论些专业的操作技巧。我实在不这么看，这么一大群所谓专业人士在一起却没有对大家工作的语境有个基本的认识，还谈什么具体的技术问题呢？我认为的这个语境就是别说景观专业整个设计界都沦落为“布景设计”行业，整天为权贵资本粉饰河蟹，营造幻觉。这个时候不反省自己的下流龌龊，反而还要切磋技巧，岂不谬之远矣？
感觉与会嘉宾基本上没形成同意的立场，自然也就无从团结，而散沙一片的设计界能有什么力量和作为呢？
    不思考已经是设计师乃至知识分子的通病，“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绿色生态”，“地域性设计”这些往往都成为不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护身符”。遇事就祭起这几样法宝，与其说是引发大家的思考不如说是阻止思考，讨论问题动不动就讨论到“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于是就没话说了，一团和气。窃问“以人为本”的人是什么？中国现在有没有“人”？以什么人为本？这些都语焉不详。“天人合一”的天是什么？是指的自然界吗？谁仔细考证过？所谓专家往往是以实用主义心态任意歪曲其意以装点自己简陋思想，回避问题，拒绝思考，令人失望。也有人用地产界时髦的“新中式”来充当“地域性”设计，这种所谓“新中式”说穿了恰恰是风靡全球的，恶俗的波普化建筑，是廉价的建筑布景。看看第五园、清华坊这些大名鼎鼎的方案从大的空间格局上仍然是常见的商品房，只是披挂了一身的白墙黛瓦就成了“骨子里的中国”，是恶俗到骨子里了。我个人认为不如采用西班牙或什么英伦风格更好些，因为那样至少猥亵的是别人的祖宗，好过“新中式”日自己的先人。
    这样一个论坛开下来，真是五味杂陈，哀其不幸，恨其不争。这里不顾礼貌，口无遮拦，冒犯前辈，也是苦心一片，希望前辈们不要再自欺欺人，再做不良示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3，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4， 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空间实践的

 

一、  我们所处的环境

 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这个问题一度是被禁止独立思考的问题，进一步说那本身就是禁止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什么环境（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高高在上的大他者所规定的，不容挑战的。现在这个时代貌似过去了，但由于长期的禁止思考已经使人们已经习惯了不思考，而且也失去了思考的能量和技术。

所以在我们展开对这个环境的思考时，我们是在蹒跚学步，难免磕磕绊绊。我们尝试用不同的层面来描述这个背景。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绘制一张中国的社会地图。

               

我们的这张地图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领域

领域是社会的实体性架构，也是我们生活的场域，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等。徐贲在《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一文中介绍了华尔泽（Michael Walzer）的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社会中的各种领域是浑然一体的，后来出现了自由主义者，提倡“区分的艺术”，他们在浑然不分的社会中划出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在不同的领域坚持各自独立的价值观和正义的标准，并非抽象的统一的正义标准，即“多元正义”。这样，人们才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平等的。华尔泽说：“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经过区分的)现代社会既享有自由也享有平等,但条件必须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政治权力不得左右教会,宗教不能牵制国家,以此类推。”华尔泽认为每个领域中都有某种主要的交换,授与或分配的物品,确定什么是某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物品”,也就是确立对这物品的分配原则,即分配正义。徐贲举例说：如果我们把医疗保健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认作“健康”,那么它的分配原则就是“需要”(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了病需要治疗,有钱没钱都得治。这就是领域分配物品包含分配原则的意思。如果金钱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原则进入了医疗保健领域,把医疗当作“商品”,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那么有钱人在金钱商品领域中的优势就顺利地转化为医疗保健领域中优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宰制,破坏了另一个领域中应有的分配正义。华尔泽认为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领域自身的分配正义不受破坏。

               

我们面对的领域的现实如同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经济力量和政治专制仿佛是熔岩，其它各个领域仿佛是散落其中的石块，这些石块有个形象而又有趣专业术语叫“俘虏体”。资本和权力的熔岩熔化渗透入各个领域。同时熔岩自身又也面临着结晶凝滞的威胁。

借助熔岩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其一，我们当前的社会中领域的界限不清，社会正义得不到保障。其二，权力和资本的跨领域宰制是中国的社会正义的缺失的直接原因。其三，社会的状态正处在复杂的变化之中，蕴藏着机会。

制度

现代国家是由自由的人们自愿达成共识，并基于共识签订契约形成的。可以说社会也是有一系列的契约构成的。这些契约就是社会中的制度，在国家层面最根本的共识和契约就是宪法。制度和领域都是社会的构成要素，按照黑格尔的自在、自为的概念，制度是社会的自在形态，领域是社会的自为形态，形象地说有些像蛋和鸡的关系，既相互生成又相互制约。

众所周知，社会的健康运行，有赖于健全的制度。制度健全，就是健康且完备。健康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自由的公民们自愿签订，有着严肃的程序并且符合当时最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原则。徐贲将其归纳为表现在主体、理性和道德三个方面的形式性。他在《从宪法的形式性看中国宪政问题》一文中讲到，宪政主体的形式性是指其主体应该是具有普遍形式性的民权和人权所构建的公民身份，不同于某种自然本质因素(血缘,文化传统,语言,等等)及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所定位的非共和身份。理性的形式性最重要的是坚守其程序性。道德理念形式性体现为它的普适性。他说：“中国宪政一直没能很好地建立这三种重要的形式性 ,其根本原因是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专权。这三种形式性所遭受的破坏具体表现为,宪法主体被实质化为某种党派意识形态身份,并在这种身份失去合理性后,代之以自然性的民族身份。宪法理性被实质化为对不成文法或非程序性决定进行包装的工具和手段。道德理念被实质化为某某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方针路线。对宪法这三种形式性的破坏集中地体现为破坏以人民主权为本的法治和民主应有的统一关系。”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所具有的缺陷势必影响到我们制度的方方面面。造成了中国制度的不健康局面。

关于制度的完备，我们可以借用朗咸平的比喻。郎咸平在批评盲目引入外资时说，农民要想灌溉田地，就必须把沟渠挖好，制度就是沟渠。沟渠没挖好就开闸放水，这水就变成了湮没良田的洪水了。在缺少完备制度的约束下，资本和权力按照自身的意志肆虐，无视社会整体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不是法制的社会而是被丛林法则支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我们被告知制度健全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问清楚是什么使这个过程如此漫长？事实上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恰恰是权力需要的。一方面，制度的约束少，使权力更直接而有力干预经济改革，带来了改革以来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但是，制度的孱弱也为权力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的根源。所以不健全的制度使权力面临合法性和信任危机。权力在保持寻租空间和保持合法性两方面进行着权衡与斗争。

力量

                    

力量不是物而是物之间的作用。力量搅动着社会，推动或阻挠着社会的发展。这里讨论的力量主要是权力、资本和生产力。

权力 

关于权力我们还是从传统的角度开始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关注的是政治的权力，是统治阶层的权力）。在这个视野下：现在中国的权力正经历着转型。正在从极权时代杀戮性的、压抑性和显露的权力转向后极权时代的关注生命、生产性和隐蔽的权力转化。伴随着这一变化，我们正在从极权社会向权威社会转变。权威社会虽然不像极权社会那样以同一性压制个别性，但仍然统治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社会呈现出经济上高自由和政治上低参与。由于权力范式的转型尚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同时面对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范式。这个极权与后极权的混合体被称作“新极权主义”。

一般说来存在两种社会，一种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权力大相应的责任大），一种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力小相应的责任小）。但中国却出现了大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力大却责任小，把责任推给了社会），秦晖戏称中国的政府左右两派都要，即需要为政府扩大权力的左派和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右派。

   资本

资本在中国曾一度被贬低和否定，如今却被追捧和崇拜。资本是逐利的，如今这一目的被看作是如此纯洁和神圣的。

资本在中国有自由的市场环境又有强势的政府撑腰，可以说是全球最佳的投资环境，这构成了中国不那么名誉的优势。

资本正在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思维方式，速度、效益、成本、流动性成为新的普遍法则，资本显示出巨大的变更力量。

   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被认为是最革命的力量，但是生产力的概念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和追踪。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大，结果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抽象性，这些成效被归功于资本。

中国的高速发展不是来自现在的卓越变革，而是来自改革前对生产力的极度破坏。

虽然中国的生产力仍然落后，但一些最新的特征已经清晰的显露出来，比如自动机器体系和普遍智能。

为什么不讨论大众的力量？因为中国权威政治环境下大众在政治上的低参与，使他们难以发挥力量。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已经被计入生产力的范畴。 

意识形态

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是一个观念体系，通过对现实的解释，将某些集团的权力和私利和地位合理化自然化。之前的极权时代意识形态是自上而下统一思想。今天虽然主旋律仍然不绝于耳，但是人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了，我们似乎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了。但事实上现在的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人们相信，只要没有人敢对其进行挑战，这个指鹿为马的游戏仍可以继续下去。人们的不相信使在人们获得了自由的幻觉的同时也放弃了反抗，从而继续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下，这就是所谓的后极权时代的丝绒牢笼。这种情景下的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沉入冷漠、玩世的犬儒状态之中。

意识形态并不只以观念形态存在，正如。阿尔杜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ISA）所显示的，意识形态同样可以是物质实体的。这是通过特定的机构、仪式、活动，绕过意识而将意识形态直接写入身体的策略。这与福柯描述的微观的训诫的权力实践是一致的。其目标是生产特定的主体。在这种意识形态实践中空间就是非常重要工具。

     时态

                  

               

 如果说领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社会的空间形态。那么对应的我们也应讨论社会的时间形态。

如果西方文明的演化是平展的一张纸，我们的发展在一定意义是将这张纸进行了折叠。这个折叠形成了一个时空的短路，创造了一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直接对接的“关公战秦雄”式的时空错乱年代。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与先进的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条的衔接，儒、释、道与后现代思想的融合，等等。

小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我们的背景，但是应该在具体的分析中看到这是用“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换来的。我们看到社会正义被压抑，制度建设滞后，权力和资本恣意，公共利益受损。空间的生产极大程度上被权力和资本所操纵。

通过几个角度的描述，我们得到是一幅动态的画面，领域、制度、力量、意识形态都在变动不定之中，某些部分真空而另一些地方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不是在制度明晰健全的条件下进行游戏，而是直接面对赤裸的力量的挤压。

二、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现代主义呈现出这样两种基本的空间观：

        

科学空间观：笛卡尔的空间体系，静止而绝对的空间。笛卡尔空间便于测量和计算，这是现代绘图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概念。

功能主义的空间观：空间形式满足人们的需求。

人文空间观：与抽象冰冷的科学空间观不同，强调空间以人为尺度为中心，更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体验。

我们现在环境中空间具有两个不同的特征：

机器

空间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机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概念揭示了宏观层面的空间机器。资本主义将空间视为资源，将空间空前的组织化，系统化地纳入生产体系。通过空间关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固化自然化。福柯揭示了微观层面的空间机器的运作机制。解释权力对身体的塑造时，空间成为权力实践的精密机器，比如监狱、医院、学校等等。

          

这里作为机器的空间与功能主义的空间视不同的。功能主义的空间机器是服务人的，用来满足人的需求。而现在的空间机器是权力和资本操纵，人成为空间机器的依附者。空间机器可以分为经济性的空间机器和意识形态的空间机器，两者很多时候是同一的。机器的终极目的是生产特定的主体：劳动者/消费者/顺服者......

布景

空间的内在机制与其外观的剥离，使建筑的外观获得了自由。这游离出来的外观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成为意识形态布景。作为象征的布景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学，当效果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内在实质变得无足轻重，布景这种没有实质的纯粹效果是最经济的选择。布景的功能很多，既可以满足经济交换的需要，又可以掩饰现实的裂缝，营造完美的氛围。

机器和布景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概念。机器是空间的隐秘机制，其外表被布景所覆盖。现在的空间，无论城市还是建筑都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分裂之中。

这种机器——布景的空间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却昌盛于中国。因为我们的社会中权力和资本收到的约束甚少，得以赤裸裸地进行机器——布景的空间生产。

我们的建筑教育让我们关注于“科学主义、功能主义、人文主义”的空间观念，而忽视了对“机器——布景”的认识。那么我们真诚的创作将轻而易举的被权力和资本所俘获。

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中国建筑师都具有什么样的立场？一是投降派。立场是以市场为中心，听命于资本和权力，充当空间生产的工具。在市场环境中打拼的不少建筑师主动或无奈地选择了这种立场。二是自娱派。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设计实践是设法让别人为自己“建筑梦想”埋单。自娱派建筑师往往是精英化和学院派的，以大学和学术圈为依托，可以在小众范围内以建筑自娱自乐，不必深陷市场残酷的竞争。三是愤青派。他们超然于市场领域之外大声批判，完全拒斥资本和权力。这类建筑师多半藏身学院或已转投他业。四是冲浪派，与资本和权力合作的同时尝试保持捍卫公众利益的立场。这可以用冲浪来形容，在资本和权力的巨浪中力求保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们与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是既斗争又联合。这显然是四种立场中最困难和值得怀疑的。我们的工作室选择的就是第四种立场。这种最危险的立场使我们必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也因此不断地刺激着我们思考。

为什么要采取第四种立场呢？因为社会中的建筑无法脱离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自娱的建筑要么是完全与社会无关的世外桃源，要么沦为资本奢侈的收藏品。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深刻地被资本和权力所穿透，愤青派简单粗暴地拒斥权力和资本，轻易地占据了清白的政治立场，却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投降派的工具化身份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显然也就谈不上社会责任了。第四种立场没有安全保障，但是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宰制，这却是最积极潜藏着最多可能的选择。

齐泽克说必须回到列宁。列宁的立场就是直接投身于矛盾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相信教条的决定论，以政治的艺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四、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空间实践的？

   我们的策略

 

            

冲浪，对力量和关系和局势进行仔细的分类，寻找突破口，以技巧应对力量。

 

 

                

 

    自拙文《从“两不毕业生”看中国建筑教育》发在腾讯博客上，浏览数近2万，回复逾90，是我博客上最热的帖子。由此可见所谈论的建筑教育问题的严重性。浏览了网友的回复，有感故作续此文。

一，拒绝犬儒

在网友回复中，大家都对中国建筑教育甚至中国教育表示不满。但是很多人的态度是失望、无奈、迷茫、抱怨（极少数人甚至谩骂）。诚然，面对强大的教育体制我们很难立刻找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破解之道。但是我们的无能为力是很危险的情绪，它有可能将我们引向犬儒。

犬儒本来是个好词，源自那个活在木桶里的古希腊哲学家迪欧根尼，“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随着历史演进，犬儒有了不同的含义。徐贲将当代中国的犬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类不同的犬儒。上层的犬儒主义，是权势者们说一套做一套，下层的犬儒主义，是民众对居支配地位的权势的话语、体制的不信任，进而使对政治的冷漠，对体制冷嘲热讽，却又无所作为。应该说社会下层的犬儒不同于体制的盲目的拥护者,他们不同意权势的意识形态也不刻意从体制中渔利，但是他们的犬儒姿态在客观上还是维护了体制和权势的延续。大众的犬儒对于其自身有一种心理的麻痹作用，人们会用“别忽悠我了，我才不相信呢”，“我对那些肮脏的事没兴趣，我不会同流合污”，仿佛获得了自身超然于外的正确立场，获得心理上的纯洁感，但是在怀疑和否定中民众也失去了社会行为能力，这无损于体制。要知道现在的体制和权势不仅是依靠我们的支持而延续，更是依靠我们的不反对。

二，马上行动

所以，在讨论中国建筑教育时，我们除了表示不满、质疑或愤怒外，更重要的是行动。我们不能指望现有的教育体制自觉革新，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促成它的革新。我们可以通过寻找所有可能的渠道，使用所有可能的、合理合法的手段去推动这一进程，而不是作壁上观。

我近两年一直在尝试各种途径。一是与院校进行体制内的合作。笔者曾在中山大学和另外两位朋友（分别是杂志主编和规划师）带过两个学期的景观设计课。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教学基金的方式促进某建筑学院的专业研究。二是体制外的民间活动。曾经利用区各院校招聘的机会和师生进行专业交流。三是利用媒体平台制造舆论，《从“两不毕业生”看中国建筑教育》就是近期为《中国建筑教育》创刊号写的短文。

应该说作为从业的建筑师，我主要是在学院的壁垒之外呐喊和策反。其实院墙之内的师生更有力量去改变现状。近期，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几个毕业班的学生正在酝酿一系列活动，我称之为“破茧行动”。这几个学生在毕业实习的过程中开始了解社会了解中国建筑实践的现状，这是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他们决定要把这股冲击带回学校，去惊醒那些犹在茧中师弟师妹。这些同学准备展览他们在实习期间的作品以及他们过往的设计作业；他们还将举办学生沙龙、学生问卷调查、各院校学生作业交流。此外，他们还邀请了国内建筑实践第一线的青年建筑师来校举办讲座和座谈。这些活动和展览既展示了他们自身探索挣扎的历程，也绘制出了一张建筑教育的断面图，而且也会呈现出教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这将是一次建筑学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拯救。由学生自发来做这件事是教育体制的失职，是一件多少令老师们惭愧的事情，但惭愧和反省之余我们都应该来支持这个活动。不幸中的幸运是一个坏的体制在误人子弟的同时催生了这样一些具有叛逆性格和反思能力的学生。

不能指望学生们的行动以及我这类“局外人”的努力会有多大的效果，只是我们不能再静静的等待。我的策略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里应外合，全面出击。

    我在一家四百人的建筑设计公司工作，每年都会招收几十名建筑学或相近专业的毕业生。我本人也参招聘工作，接触了不少求职的毕业生。此外，每年都有几名毕业生安排到我所负责的设计部工作。所以，我对近年国内建筑教育的了解更多是通过这些毕业生。于是，我也就是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观察了。不管学校内部怎样教学，对用人单位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毕业生的质量，应该说我们不太满意。我将大多数毕业生称为“两不毕业生”,即一不了解社会现实，二不能突破创新。实践建筑师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认同市场，进行模式化设计的普通建筑师，他们的工作是协助资本进行大规模、高效的空间生产；另一类是对市场和即有模式持批判态度，尝试突破的实验型建筑师。第一类建筑师是主力也是基础，第二类建筑师是少数，是探路者。二者既对立又互补，共同推动着中国建筑实践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两不毕业生”正好两头都不靠。

    “两不毕业生”并不是一无所有，他们学的是一身“学院派”功夫。只是“学院派”不是那种直面现实不为名利诱惑，专注精进的学院派，而是脱离现实，因循守旧的学院派。这些毕业生仿佛由过去的时代穿越时空隧道来到我们面前。时间对于他们仿佛停止了。例如，我每年都会问毕业生喜欢哪些建筑师，近十年的答案竟然没改变过。如果我把他们的答案整理成一个排行榜的话，高居榜首的一直是安藤、柯布和贝聿铭。当谈及当代世界上最活跃的建筑师时，毕业生们就往往吞吞吐吐。 “两不毕业生”除了对当代的建筑实践缺乏了解，对他们喜欢的经典建筑师的理解往往也只是表面化、标签化的。此外，在参加工作后，我们发现“两不毕业生”往往没有体系化的，有效的设计方法和条理化的工作习惯，工作显得比较盲目。他们的设计往往是掩盖在夸张、流行的建筑语言下的陈词滥调。

    我们不能责怪学生，他们只是受害者。我们只能质问陈腐的教育体制和不在少数的问题教师。他们把校园变成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那个与世隔绝，时间也被窃取的地下世界。一些院校还不懈地巧立名目来画地为牢，美其名曰乡土建筑、地域性建筑、历史文化保护等等。

    如果能向教育者进一言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变革是开放，打破学院封闭的学术壁垒。开放就是要与世界同步，要与中国的建筑实践互动。改变教师队伍构成，通过外聘实践建筑师和外籍建筑教师担当临时或客座教职来强化信息的流动以及促成不同思想的碰撞。其次笔者以为应该将教育的重心从知识的传授转移到素质培养上来。这素质教育包括观念、方法、能力、操守四个方面。在观念方面，首先是价值观的确立，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社会责任感，建筑设计要为社会和大众服务。而我们的学院派教育却导致学生们孤芳自赏无视社会的需求。其次是建筑观念的转变。当代的建筑是对生活的设计，而我们的学院派建筑设计多年来仍停留在造型中心主义的阶段。在设计方法上，学院派传授给学生的是单一而粗糙的功能主义的设计方法，设计分为彼此割裂的几个环节。实际上，当代建筑设计的创新往往是设计方法的创新而不是新造型的发明。国内活跃的建筑师的设计方法不少已摆脱这种功能主义的窠臼，以理性的分析为基础在环境、空间、材料、结构等诸方面之间建立恰当的关联，并使设计能够积极地介入城市生活。在能力培养方面，学院派有较完善的基本功训练却没有明确、系统的设计能力培养方案，类型化的设计课程并不利于学生的设计能力的培养。能力培养主要不是靠教而是靠练，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技能训练是建筑教育亟待补充的内容。最后，我们的建筑教育还轻视职业操守的培育，使学生缺少诚信的意识和坚定的原则。

    忽视这四种元素构成的素质教育，我们的“两不毕业生”在进入设计实践领域后往往遭遇巨大的心理冲击。没有坚定的观念和操守他们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很容易放弃当初浪漫的而空洞的学院派理想；没有扎实的设计能力和有效的设计方法，他们很容易投靠流俗的设计套路。也许这就是大量建筑系毕业生在工作后迅速地犬儒化，蜕化为资本和权力的工具的缘由吧。

我和Aaron、Laura应冯国安的邀请参加这次百人马拉.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