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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电影《叶问》很好，放映期间就爆出掌声。终于抽空去看了，果然中途有观众鼓掌，放映结束时又有掌声。但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是为电影的精彩而喝彩，而是因为甑子丹痛扁日本人。日本人是中国人心中最廉价，最方便的沙包——煽动仇日情绪的成本最低，无需理由随时可以拿来“痛扁”。
      但是这个“甄”叶问是那个一代宗师叶问吗？中国功夫是讲究境界的，习武之人是讲武德的。“甄”叶问不是自己也说：“我们习武之人中气足，说话免不了大声，但大声不代表不斯文”。习武的斯文人讲武德就应该明白比武是为了切磋，境界次点儿的为了征个输赢，没见过“甄”叶问这么次的，竟然借比武大开杀戒。我甚至怀疑《叶问》剧组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一下咏春叶问的威名，还是想给老人家抹黑。或者只是打着“叶问”的旗号，做点小买卖。叶家的后代还是该片的顾问，都不在乎这些，我只能感叹家道衰落。
      比武讲究点到为止，这样的武术才不是暴力。你的民族在比武场外所受的凌辱和屠杀并不能作为你把比武场变成屠宰场的理由。你杀日本侵略者可以，但请到战场上，而不是在比武场上。每一个领域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就像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规则，参与游戏的前提是遵守规则。比武不是为了伤人，再怎么深仇大恨也不能借比武之际泄愤，这就叫文明。可是“甄”叶问显然不顾这起码的武德，令人大跌眼镜。从两场比武的戏看，我认为甄子丹这部《叶问》的境界比李连杰的《霍元甲》还是明显差出一大截，虽然《霍》算不上好电影，但至少对武术的理解是有深度的，也能自圆。而《叶问》血腥残暴之余又自相矛盾地唱高调。甄子丹最后一场比武时独白道：“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中国武术，是包含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仁，推已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不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暴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你们不配学我们的中国武术”。可是当我们期待“甄”叶问一展他的武德时，看到却是他毫无节制的残暴，用雨点般的拳头将三浦“爆头”，这种残杀不正是在侮辱中国武术吗？按照他的所作所为，不配习武的应该是这位“甄”叶问才对。一面滥用暴力，一面高歌仁义，这个“叶问”已经不止是境界低下，简直是人格卑劣啊。
      上网找了找叶问的资料，发现叶问还和日本的“高手”比过武，据说“在日军攻占佛山后，叶问的过人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欲邀请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遭叶问拒绝，日本宪兵队在盛怒之下，指派武术高手与叶问比武，言明如叶问打败则听命差使，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只好接受比武，来者却是身材高壮，拳重马健，叶问摆出咏春桩手，二字钳羊马，目视对方，却一言不发，诱待兵来将挡，对方抢先出手，以箭标马进迫，叶问即变前锋的桩手为耕手，耕去对方箭，并同时转身跪马，拿正对方前腿之后膝位，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对方虽未中招，却是败相毕露，叶问也及时收马，一声承让，跳出比武画地，真是高手过招，点到为止。比武后的叶问，担心激怒日本军阀，暂离佛山，但却暗助我敌后工作行动开展……”这描述比电影平淡了太多，但是到更可信。个中可以看到真叶问比“甄”叶问的表现无论在武术上还是武德上都高超多了。也许是这样的高是曲高和寡的高，是高处不胜寒的高，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消费心理，不能让票房飘红。于是银幕上要大洒人血，毫不顾仁义道德华夏文明和历史事实。
      其实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精神上是很牛，也很文明的。根据张颐武老师的研究，那一段战乱岁月恰恰是一批思想者走向强健和成熟的时期。比如罗家伦，李长之还有战国策派等等。罗家伦在《新人生观》一书中说：“近百年来中国成为一个弱国，这是事实。以往还有人把我们自称‘弱小民族’，我极不赞同，我以为中国‘弱’是真的，但不是‘弱小’，而是‘弱大’。‘大’而‘弱’是矛盾的现象，是最大的羞耻，但事实如此，不必讳言。为什么会弱？为什么会大而弱、弱就根本不应该。我们要把甘心做弱者的观念改变过来，要真正认识到弱是羞耻，是罪恶，只有强而不暴才是美。让我们来歌颂强和美吧。”
      抗战时期中国思想者在学理上地诠释了“强而不暴才是美”，真叶问与日本人比武中实践了“强而不暴”之美。强者美学闪耀在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精神和行动上。但是，这样雄健的声音在当代自以为不再虚弱的中国却很少听到了。